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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商朝的歷史故事

    發布時間:2014-03-16 10:11:24 閱讀(

     商是繼夏朝之后建立起來的第二個朝代。提到商朝,就要提到成湯革命,就要提到湯的先十四代祖契(音榭xiè),以及其末代子孫商紂王成了亡國之君。當然,還一定要提到商朝在最后兩個半之多世紀里一直定都殷(今河南安陽),并且在塵封三千多年后竟于1899年非常偶然地發現了那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從而進一步揭示了商朝的文明。

     

    商朝元祖,玄鳥生商

     

    商人的祖先是契,與禹同時,曾共同治水。相傳在遠古的黃河之濱,一只“玄鳥”唱著歌兒從空中飛來,帶給人們無窮無盡的遐想――它是天的使者,原始部落的人們一個個對它頂禮膜拜。一個叫簡狄的女人,吞服“玄鳥”下的蛋后,懷孕生下一個兒子叫契。契,即是閼伯,就是傳說中的商之始祖。《詩經·商頌·玄鳥》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這就是“玄鳥生商”的美麗故事。

     

    玄鳥生商

     

    世襲制,始于部落

     

    有一點令人費解,就是商人或稱商族是貫穿夏朝的整個歷史而獨立發展起來的一個部族,只是到了夏桀荒淫無道難以為繼的歷史關頭才取而代之步入了“國家”。那么,從契到湯那是有世系的,部族時代也有“子承父業”之說?

     

    只能這樣理解:堯舜禹時代是存在的,即通常所說的部落聯盟時代,其實已處在“國家”的雛形階段。而這個“國家”里的眾多部落首領率先實行了“父傳子”,否則自契到湯之“世系”延綿不絕就成為不可能。

     

    夏朝的存在,由甲骨文說起

     

    從契到湯,連綿十四世,恰與禹到夏桀也是十四世相當,歷時約470多年。所以談商朝應略說說“準商朝”,就像說曇花一現的秦朝的歷史,應該知道其前身秦國竟跨越整個春秋戰國時代。

     

    “準商朝”,這是筆者給起的名字,即指商族始祖契到十四世孫湯滅夏前的階段,所謂商朝的“先公”時期。這十三世(不含湯)的名字記載得有鼻子有眼,且多為甲骨刻辭所映證,這也是夏朝存在的一大旁證。

     

    甲骨文

     

    夏商周,一脈相承

     

    盡管發現的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的文字,但其記載之遙遠,似也說明了商朝甚至包括“準商朝”使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寫到這里,順便提及,周的文字與甲骨文是一脈相承的,而夏、周兩族有血緣關系,均來自“西方”(黃河上中游)。

     

    商族則源自“東方”(黃河中下游),這“三族”當然都源于氏族社會,是當時居于多數的“少數民族”,即史家所說的諸如夷、羌、戎等,他們在那個時代就已經有所融合,因此他們在語言和文字上肯定會有諸多相通的地方。

     

    為華夏族的形成在文化上奠定了一種基礎,及至秦漢終于發展成了中華民族的核心民族――漢族。正因為如此,所謂夏商周三代雖說是三個朝代,其實是無法分割的一個整體,是中國古代史的源頭,是中華民族和傳統文化形成的源頭。從朝代這條線索上而論,商朝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

     

    商之一族,人才輩出

     

    回過頭來接著說“準商朝”。契是氏族時代一個宗族的始祖,“商”這個稱謂,如《史記.殷本紀》所記契被舜任命為“司徒”,封于商,“賜姓子氏”,就是說“商”是該族活動的中心地域,也就成為族的名稱,“子”則是商族共同的姓。

     

    按神話傳說,契的母親簡狄因吞食燕卵而懷孕生下了契,《詩經》里就有“天命玄鳥(黑色的燕子),降而生商”的句子。這就是說商族的始祖契是很有來歷的,不僅降生神奇,在舜的時代就已進入了“官僚”高層,且與夏朝的實際創建人禹共同參與過治水大業。

     

    尚不止于此,到契的孫子相土時,適逢夏朝“太康失國”,借機征服了不少部落,勢力頗有發展,按《詩經.商頌.長發》所描寫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那樣,其勢力范圍似已達渤海、抵遼東。古書《世本》還有關于“相土作乘馬”和“胲作服牛”的記載,這也是一種發明吧?就像近代發明蒸氣機一樣,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馬、牛可以拉車載物,于上古時代在生產和軍事上的作用不可小視。

     

    可以這樣說,一個民族的發展離不開不斷出現精英人物,特別是在上層。商族的始祖契不用說了,他的孫子相土是個人物,六世孫冥是夏朝的水官,乃至死于治水工程之中(《國語.魯語》記有“冥勤其官而水死”),當然也是個人物,而相土的曾孫胲(王亥)也是個人物.

     

    再胲的兒子上甲微也不簡單,他為了報殺父之仇(其父胲在與有易氏部落開展最原始的“貿易”中被該部落首領綿臣所殺),打敗了有易氏部落,殺死綿臣,奪回被掠去的牛群。從契到上甲微共八世,出現了至少四個“明主”,奠定了商族的長足發展,直至第十四代孫湯時終成大業。

     

    湯行仁義,天下歸心

     

    關于成湯,即太乙(殷人尊稱),在夏桀時仍臣服于夏。夏桀對這一逐漸強大起來的族群是不大放心的,曾召湯入朝,而將其囚于夏臺。《越絕書》記載:“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這說明湯在夏桀暴政時期已得到了天下的擁護,夏桀迫于諸侯方國的壓力,后來放了湯。

     

    “湯行仁義”,包括諸如湯結好“荊伯”,討伐不憐惜百姓的有洛氏等等。成湯逃過“夏臺”之災,即準備滅夏之舉。歷史上大凡成大事者,其身邊必有賢人為之出謀劃策,否則大事難成,輔佐成湯的伊尹即此賢人。

     

    名臣伊尹,出謀劃策

     

    伊尹原名伊摯,生于伊水之濱,遂以伊為姓,系湯一妃子的媵(音映)臣(陪嫁之人),后為成湯重用,任命為“尹”,成為執政大臣。另一賢人是仲虺(音毀),系夏朝“車正”奚仲的后代,為湯之相。想必諸多謀略不少出于此兩人策劃。

     

    滅夏方略,孤立夏朝

     

    湯滅夏采取的方略是,先滅掉臣服于夏的部落葛,該部落首領葛伯對商族不行仁義,反而以怨報德,使湯出師有名,首戰大捷。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記“湯始征,自葛載”,且“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一路下來頗得百姓擁戴,“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孟子.梁惠王》)可見出征勢如破竹,當滅掉了最后的部落韋、顧和昆吾后,夏完全孤立,湯遂直逼夏桀,在鳴條之戰中的勝利奠定了推翻夏朝統治的決定性地位。

     

    夏朝衰敗,始于孔甲

     

    呂思勉先生所著《白話本國史》(上)在論及夏殷的興亡時,以《史記》為依據,說夏之孔甲“好方術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釁之”,就是說夏自第十世王孔甲時開始衰敗,即“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釁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呂氏十分精練地引用《史記》記載道出了夏殷的興亡。

     

    成湯滅夏,順天應人

     

    “成湯革命”,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湯的謚(音是)號是在其名前冠以的“成”字,乃指湯滅夏之成功。湯大敗夏桀于鳴條,并將桀放于南巢,遂還都至亳(音博),在東郊發《湯誥》,遍告諸侯為什么伐桀,《史記》所記則是成湯遍告諸侯要有功于民,否則就會受到上天的懲罰。

     

    不管《尚書》里的《商誥》,還是《史記.商本紀》所引用的“誥”的內容,意在昭示天下,商的建立是合乎天意的,而且要“有功于民”。其實此前,湯的左相仲虺就為湯作《仲虺之誥》,勸勉湯不必對用武力取得天下心生慚愧,已經作了“名正言順”的輿論工作。

     

    換言之,商代夏,乃是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就是到了現代,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了薩達姆政權,也是要向世人宣布他的種種“理由”的。看來,“輿論意識”古已有之。

     

    商朝歷史,光武中心

     

    按《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商朝的建立年代應在公元前1600年,從成湯至帝辛(紂),共傳十七世三十一王,此世系多得甲骨文卜辭映證,也得到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年代上的論證。關于商代的都城,與夏類似,多有遷徙(“準商朝”多達八遷,商朝亦有五遷),但無疑“亳”和“殷”是商代定為都城年代最長的兩個地方,累加起來有四百來年,差不多占了商朝整個歷史的三分之二以上。

     

    《中國歷代史話》(第一卷)把商朝的歷史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即“從成湯建國到盤庚遷殷,共歷九世十九王”和“從盤庚遷殷至帝辛(紂)亡國,共歷八世十二王”。前期歷三百年,后期歷二百五十五年,這近六百年的歷史當然包括了由興到衰的過程,類似夏朝,這一過程也有一段“中興”。

     

    商之衰敗,止于遷都

     

    商朝的衰敗起于何時?大體來說是從第六世第十一王仲丁至第十世第二十王盤庚(遷殷前),史稱中衰階段。

     

    實際上這一階段包括從仲丁到盤庚的前一王陽甲(是盤庚的哥哥),合五世九王,約略150多年。此五代遷了五次都(“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已經說明了王權的不穩定。另外,五輩人換了九個王,王位紛爭之激烈亦可見一斑(“比九世亂”)。可以想見,“諸侯莫朝”,這“王”對地方的控制能力小到了何等程度!說這一歷史階段是“中衰”,是因為它發生在商朝歷史的前期,等到盤庚遷殷之后,動蕩的政局得到了控制,一是不再頻頻遷都(結束了“不常厥邑”),并開始“行湯之政”,出現了一種復興的征兆(“百姓由寧,殷道復興”),即歷史進入了中興階段,但此時商朝也進入了它的歷史的后期。

     

    從盤庚到祖庚,歷三世六王,約略百年。在這一段的二世四王武丁時,“中興”達到了頂峰。此后,即從祖甲到帝辛(紂)商朝走向了最后的衰敗,這六世七王,不到200年。綜觀商的歷史進程,前期的300年,發展、穩定與中衰各占一半的時間;后期的不足300年,中興不到百年,卻有近200年的時間走向趨于衰敗直至滅亡。

     

    把商朝的國運比作一條歷史曲線的話,其走勢是這樣的:建國—-發展與穩定——中衰——中興——衰敗——滅亡。究其原因,凡“行湯之政”則盛,反之則衰。

     

    伊尹放太甲,以德治天下

     

    《尚書》里有文《伊訓》,是伊尹在成湯嫡長孫太甲即位后,于祭祀先王成湯時對其所進行的一番教導。先是總結了一段歷史,贊美了夏的先王大禹,而禹后來的末代子孫不遵循禹德,結果“皇天降災”,使有“天命”的湯重開美德,贏得天下,得到了百姓的擁護。

     

    伊尹便借成湯當年提出的“三風十愆(音遷,過錯)”告誡太甲引以為戒,務要實行清明政治,行善積德,以免誤國。難怪伊尹對太甲“作訓”,因為“太甲即立,不明,伊尹放逐桐”(《尚書。太甲上》)直到太甲在祖父湯的葬地思過反省,才又恢復帝位回亳。

     

    所以,行湯之政也好,行禹之德也好,我國古代建立朝代的理念講究一個“德”字,這是順乎天意和順乎民意的一種體現。夏興、夏亡和商興的歷史似乎說明了在“天”的概念下,業已形成了某種政治機制,即朝代若不能順乎天意的話,要么由有“天命”者取而代之,要么可實施自我調整――“彈劾”。

     

    這個基礎是什么?這便是“天意”和“民意”,正如《尚書?太甲中》記載伊尹作書曰:“民非后(民若無君王),罔克胥匡以生(哪能相互救助而生);后非民(君王若無民),罔以辟四方(何以統治四方)。”這是很原始的君與民的關系,我想革命年代的那種“軍民魚水情”應源于此。

     

    《尚書。太甲下》記載伊尹進一步告誡太甲:“嗚呼!惟天無親(只有天沒有不變之親人),克敬惟親(恭敬者才去親近)。民罔常懷(民哪能歸附不變之人),懷于有仁(只歸附仁者)。”又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這里已經出現了“德”、“仁”、“道”的概念,這是后來形成中華元文化的基石。

     

    盤庚遷殷,施實德于民

     

    盤庚遷殷,標志商朝“中興”的開始,至武丁達到興盛的頂峰。盤庚繼兄位實際上接了一個“中衰”的攤子,所以他決心遷都以穩定局面,但遇到了阻力。《尚書》中的“商書”部分,有誥體之文《盤庚》,分上、中、下三篇,系盤庚告群臣、告庶民,講這第五次遷都的必要和好處。

     

    因為“民不適有居”,不得不作思想工作,其依據是“先王有服(事),恪謹天命。”在告誡大臣時,訓道:“汝克黜乃心(你們去掉私心),施實德于民(惠民實在的好處),至于婚友(直至親戚朋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于是才敢聲言你們有積德)。”

     

    盤庚把尊天命、施實德于民,視為執政的基礎。此時的“天子”,若是“明”,就要把百姓放在眼里,并要求官員“恪黜乃心”,盤庚甚至有言:“邦之臧(好),惟汝眾(都是你們的功勞),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都是我的錯誤和罪過)。”很有一點清明政治的味道。

     

    說這是“公天下”的思想遺存,或不為過。所以說盤庚這個繼湯之后的第二十個國王,是一代明君,他不僅以遷都為契機,打擊了“傲上”的貴族勢力,還明確了“施實德于民”的治國方針,致使動蕩的商朝走向了中興之路。盤庚遷都之殷,當時并不稱之為殷,而稱作“大邑商”或“商”,至周滅商后,始稱此為“殷”,隨著王朝的更迭,這座商朝的都城漸次廢棄,終成廢墟,遂在秦漢時期便有“殷墟”之稱。

     

    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

     

    自盤庚后,經三任國王的繼續開拓,至第十一世第二十三任王武丁時,商朝達到了鼎盛時期。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國力空前強盛。《史記。殷本紀》如是評價武丁:“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尚書。周逸》系周朝之周公在還政于成王以后對成王的誥詞,其中有一段文字提及武丁:“其在高宗(武丁為太子時),時舊勞于外(長期勞苦于外),愛暨小人(惠顧百姓)。

     

    作其即位(及其即位),乃或亮陰(有時信默不言),三年不言(三年不輕易說話)。其惟不言(或許因其不輕言),言乃雍(言則和順合理)。不敢荒寧(不敢荒廢政事貪圖安逸),嘉靖殷邦(以使殷邦和美)。至于大小(從群臣到百姓),無時或怨(沒有對他有怨恨的)。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這段也說明武丁的品德,以及上下對其擁護的程度。

     

    至于武丁的政績,則在于兩點,一是啟用賢臣(如傅說、甘盤、祖己)在治國修德上出謀劃策,乃至對自身進行“諫言”;二是征鬼方等周邊方國(主要包括北方的鬼方、土方和西方的羌方,以及江漢流域的荊楚),鞏固了國防,擴大了版圖,加強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中國歷代史話》(第一卷)寫道:“武丁時期,商王朝的版圖和政治影響空前擴大,以王畿為中心,在西方達于秦隴地區,在東方直至海濱,在北方已越過西喇木倫河,在南方則越過江漢流域,到達湘贛地區。”疆域不可謂不廣。

     

    不過,商之中興約略百年,既然到了武丁時期達到了頂峰,那么自武丁之后就走下坡路了。

     

    商朝復衰,始于祖甲

     

    武丁的兩個兒子先后繼承王位,即祖庚、祖甲。如《史記》所載:“帝甲淫亂,殷復衰。”另,《國語。周語下》也有“帝甲亂之,七世而隕”的記載。淫也好,亂也好,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因為腐敗而導致社會不安定,使百姓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按說,祖甲曾有一段逃亡民間的經歷,即帝位后,“爰之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又三年。”(《尚書。無逸》)這是周公在還政于成王后告誡成王中的話,看來周公對祖甲還是持肯定態度的。

     

    至于史說“帝甲淫亂”顯然是指其晚年,除荒淫外,如對外征西戎,開不義之戰;對內則“重作湯刑”,實行酷法。周公對商之衰亡的分析相當精辟:“自時厥后,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后,亦往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尚書。無逸》)殷的歷史正是自祖甲后,一代不如一代,各個荒淫短命,以致“七世而隕”。商朝的最后兩帝,即帝乙、帝辛,這父子倆荒淫殘暴,終于導致“鼎遷于周”。

     

    關于對這個朝代的制度、機構、經濟,以及科學文化等等方面的情況似也應有個大致的了解。除了從古書記載上得知一些信息外,考古發現無疑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據,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出土文物和偶然于1899年重見天日的甲骨文。

     

    商朝

     

    真實的商朝

     

    商朝是怎么樣的一個朝代呢?略結如下:

     

    (1)、商朝是繼夏朝之后的我國第二個朝代,是被幾乎與夏族平行發展起來的商族通過“成湯革命”的形式取夏而代之的。

     

    (2)、商朝有了文字,即“甲骨文”,是漢字的重要源頭。雖說這甲骨文是商朝的后期文字,但從其已比較成熟和大體定型上看,應該說這就是商朝的文字,而且是與當時的語言相匹配的,單音節的語言,使我們的文字從一開始就和拼音字無緣。

     

    (3)、商朝和夏朝一樣,與原始社會有著血緣關系,因此這兩朝并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國家,部落遺存是他們的共同特點。

     

    (4)、商朝的國家結構是,以商族為核心組成王朝的“內服”和“外服”。“內服”即“王畿”之地,是商王和其官僚班底直接統治的地區,說是“中央”似不妥,它并非單單“中央政府”的概念,因為還有它管轄的地盤。官僚班底便是“百僚庶尹”,大體這百官分三類,一是政務官,二是宗教官,三是事物官。“外服”,即“畿外”,就是王畿以外的地區,稱為“四土”,卜辭所說的東土、南土、西土、北土,其統治者系商王分封的各路諸侯,分候、伯、子、男諸爵位,均臣服于商王。這些諸侯又建立了眾多方國,另有本來就存在的異族方國和部落,是原始遺存。此條所說,可參閱《中國古代史話》(第一卷)之《夏商周史話》第113頁至115頁。當然,“內服”有強大的軍隊,直屬商王指揮;“外服”,包括部落亦有武裝力量,這便為各路諸侯、方國、部落創造了能夠獨霸一方的條件。

     

    (5)、商朝的經濟基礎是農業,這進一步奠定了我國古代一直以農立國的基礎,乃至形成了相對穩定的農業意識。

     

    (6)、商朝的晚期,自倒數第五王康丁起改變了王位繼承的“兄終弟及”為“父死子繼”,即形成了嫡長子繼承制的雛形。這自然加強了王權,但一旦王權旁落,或無統治能力,或以暴治國,并不能因為有嫡長子繼承制,就能挽救朝代的衰落甚而滅亡。然而這一制度的確立,意味著宗法制開始形成,對后世影響極大。中國那么多的朝代以此為運轉機制一代一代地繼承著,朝代更迭了,機制不變,這種周而復始的變化竟使國家的政治大格局幾無動搖,便足見其影響之深。即便到了“民國”、“共和國”時代,還能看到如今意義上的“封建”的影子,往小了引申而言“官本位”依然深入人心。對此追根溯源,可追溯至夏朝,而做到制度化,有了明確的“大宗”、“小宗”,以及在這個基礎上的“分封”,當在商朝。

     

    (7)、商朝的主流意識形態,或者說宗教觀念是上帝、祖先崇拜,凡事必卜(問天、問祖先),彌漫著神秘的迷信色彩。“巫卜”、“貞人”成了溝通另一個世界與現世的特殊人員,這也決定了這批人是為統治者所“御用”的,因而就不難理解奴隸之悲慘(野蠻的人殉即一例)。

     

    (8)、商朝科學文化雖在一些方面被上層利用而顯得十分神秘,但總的來說其發展是反迷信的。天文歷法在前朝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完全是客觀天象的真實反映,例如卜辭中有若干日食、月食的記載,經科學推算準確無誤便是證明。對天體的“風云變幻”,亦多有記載,并結合夏朝歷法(陰歷)創造了陰陽合歷(殷歷),彌補了一年中由于參照物(太陽、月亮)不同導致的時日相差之不足,而引進了“閏月”的調整辦法。至于利用十個“天干”和十二個“地支”組合成六十個單位的干支紀時法,業已完善。還有醫學的初步發展,為以后中醫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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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夏末最后一位暴君:桀

    夏桀是夏王朝的末代君主。他文才出眾,武藝超群;赤手空拳可以格殺 虎豹,能把鐵鉤象拉面條一樣隨意彎曲拉直,但荒淫無度,暴虐無道。生卒年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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