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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及局限性 作者:基辛格

    發布時間:2014-09-30 10:03:14 閱讀(

     

    導讀:亨利·基辛格,當代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美國前國務卿,197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本文摘自《論中國》一書,有刪減。

     

    一個社會或國家常認為自己將亙古永存,并對自己起源的傳說備加珍視。中華文明的一個特點是,它似乎沒有起點。中華文明不是作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作為一種永恒的自然現象在歷史上出現。黃帝被很多中國人尊崇為開天辟地的第一位帝王。根據這一傳說,當時中國似乎已經存在。上古傳說中的黃帝出現時,當時的中華文明陷入混亂。各路諸侯相互攻伐,魚肉百姓。統治者大權旁落,無力維持社會秩序。這位英雄招募軍隊,平定天下,被百姓擁戴為帝。

     

    黃帝于是作為中華始祖流傳于世。然而根據有關黃帝的古代傳說,他重建了而不是創建了一個帝國。早在黃帝之前,就已經有了中國。在歷史意識中,中國是一個只需復原,而無須創建的既有國家。中國歷史的這一悖論同樣體現在古代圣賢孔子身上。孔子被視為中華文化的“始祖”,盡管孔子強調說,他沒有任何創新,只不過是想重振大同的理念。這種理念曾盛行于黃金時代,然而在孔子所處的政治亂世已不復存在。

     

    19世紀的一位傳教士和旅行家凱呂斯·古伯察在思考中國起源這一悖論時評論道: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雖欲窮其淵源而不可得。中國人早期的生活狀況邈無痕跡,此乃中國的一大特點。研究一國歷史時,我們習慣于先確定一個清楚的起點,然后借助流傳下來的歷史文獻、歷史傳統及重大歷史事件,一步步地追溯文明的衍變過程,從其起源到發展,再到壯大,直至衰亡(通常情況下)。中國人則不同,無論何時,他們似乎永遠處于和今天相同的發展階段。歷史文獻驗證了這一觀點。

     

    在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中國有書寫文字時,古埃及正處于鼎盛時期。希臘輝煌的城邦尚未興起。羅馬帝國的建立還是1000年以后的事。而今天有十多億人仍在使用直接從商代延續下來的書寫體系,今天的中國人可以看懂孔子時代的碑文。當代中國,無論書籍還是會話中,依然飽含從古代文化典籍中汲取的養分,例如關于戰爭策略和宮廷權謀的警句格言。

     

    同時,中國歷史上戰亂頻仍,中央政府幾度蕩然無存,天下大亂。然而仿佛受一條亙古不變的自然法則的左右,中央政權每次垮臺,都會被重建。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志在統一的人物站出來,基本上沿襲黃帝的做法,征服敵手,再次一統中國(有時是開拓疆土)。《三國演義》是一部寫于14世紀的長篇歷史小說,數百年來深受中國人喜愛(包括毛澤東,據說他年輕時沉迷于此書)。該書卷首的一段話膾炙人口:“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的每一次分裂都被視為不正常的暫時現象。每次改朝換代后,新朝均沿襲前朝的治國手法,再次恢復連續性。中華文化的精髓歷經戰禍考驗,終得以延續。

     

    公元前221年中國的統一意義深遠,此前的朝代延續了近千年。隨著分封的諸侯從自治漸漸走向獨立,周朝逐漸解體,陷入了長達250年的動亂,史稱戰國時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相當于西方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時期。其間,歐洲諸國根據均勢理論互相爭奪霸權。自公元前221年起,中國維系了大一統帝國的理想,然而分裂與統一的循環周而復始,有時一個周期長達數百年。

     

    國家四分五裂時期,地方豪強混戰不止。毛澤東曾說,三國時期(公元220~280年)中國人口從5000萬減至1000萬,而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的交戰各方打得同樣慘烈。

     

    古代中國疆域最大的時期,文化勢力圈覆蓋整個亞洲大陸,遠非歐洲國家可比。中國語言與文化以及皇帝的敕諭行及所有疆土,從北部綿延至西伯利亞的草原和森林,到南部的熱帶雨林和層層梯田的水鄉;東部港灣密布、運河交織、漁村點點,西部有戈壁荒漠及終年冰雪的喜馬拉雅山。疆土遼闊的中國加深了自成一體的觀念:皇帝威加海內,“君臨天下”,或者說“天下一統”。

     

    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中國卻從未主動與其他幅員一樣遼闊、歷史同樣悠久的國家或文明打過交道。正如毛澤東日后所說,中國當時知道有一個印度,但歷史上印度往往分裂為諸多王國。中印兩大文明通過絲綢之路交易商品,傳播佛教思想,然而幾乎難以逾越的喜馬拉雅山脈和青藏高原阻隔了兩國之間更密切的交往。中亞無垠的荒漠隔斷了中國文化與波斯和巴比倫近東文化的交流,更不要說羅馬帝國了。中國與他國之間時有商隊往來,但作為一個社會,中國似乎不需要與同樣幅員遼闊、文化發達的社會接觸。盡管當時的中國和日本具有同樣的文化內核及政治制度,但卻彼此相輕,它們處理彼此關系的方法就是減少往來,幾百年一直如此。歐洲地處中國人所稱的“西洋”,距離中國更為遙遠。正如1793年中國皇帝對一位英國使者所說,既然是西洋,中國文化自然鞭長莫及。

     

    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中國的航海技術即居世界之首,其艦隊本可以將中國帶入一個探險和征服的時代。然而中國沒有攫取海外殖民地,對大海另一邊的諸國并無探知的興趣。中國也沒有提出過跋涉重洋向未開化之地推行儒家學說或佛教的理論。元朝蒙古人曾憑借宋朝遺留的艦隊及其經驗豐富的船長兩次試圖到達日本,每次均因天氣惡劣——日本人所謂的神風——無功而返。盡管遠征日本是可行的,然而元朝滅亡后,中國再未作過嘗試。沒有一位中國當政者提出過中國應控制日本列島的理由。

     

    但公元1405~1433年明代初期,中國開始了歷史上最壯觀、最神秘的航海之旅。鄭和統率技術上最先進的"寶船"艦隊出洋,遠至爪哇、印度、非洲之角和霍爾木茲海峽。鄭和下西洋時,歐洲的探險時代尚未開始。中國的艦隊擁有似乎難以超越的技術優勢,無論艦船尺寸、技術水平還是艦船數量,均令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尚是150年以后的事)相形見絀。

     

    時至今日,歷史學家對鄭和下西洋的確切目的依然存在爭論。鄭和是探險時代的一位杰出人士。他是回族人,幼年入宮,歷史上很難找到有類似經歷的人。航海期間,鄭和每到一地,便宣示中國當朝皇帝的德威,厚贈遇到的君主,邀請他們或親赴中國,或派遣使者訪華,讓他們通過行叩頭禮的方式認可自己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承認皇帝的至尊地位。然而,除了舉行莊重的儀典炫示中國的偉大外,鄭和對開疆拓土似乎并沒有多少興趣。他帶回國的不過是禮物,即“貢品”。除了為天朝揚威這一抽象成果外,鄭和沒有為中國攫取領土或資源,充其量不過是較早地運用中國的"軟實力",為中國的商人創造了良好條件。

     

    1433年,鄭和的航海活動突然結束,當時正值中國北部邊患再起。新皇帝下令解散艦隊,銷毀鄭和的航海記錄,此后中國人再沒有下過西洋。雖然中國的商人繼續沿著鄭和昔日航行過的海路往來穿梭,但中國的航海能力卻日益衰微,以至于中國南部沿海地區面臨海盜侵擾時,明朝的統治者竟想強迫沿海居民向內陸遷移10英里。中國的航海史就這樣成了一片生了銹的合葉。就在西方對航海興趣日濃之時,有能力稱雄海上的中國卻自愿放棄了航海事業。

     

    中國的光榮孤立在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醞釀了一種獨特的中國自我意識。中國的精英階層逐漸習慣于認為,中國舉世無雙,不僅是世界諸文明中的“一個偉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1850年,一位英國翻譯家寫道:

     

    一個聰慧的歐洲人,如果習慣于思考一些國家的優勢和不足,只要提出幾個問題,即便不掌握什么數據,也可對一個他此前并不了解的國家的人民有一個大致不錯的認識。但若以為這一點也適用于中國,則大謬不然。對外國的排斥加上本國的封閉導致中國人根本沒有比較的機會,這可悲地禁錮了他們的思想,使中國人完全無力掙脫自己的生存環境,評判任何事情皆套用中國的傳統觀念。

     

    對周邊的朝鮮、越南、泰國和緬甸等國,中國當然有所聞。但在中國人心目中,中國乃世界中心,是為“中國”,其他國家皆是中國文化的變種。中國人認為,吸收了中國文化、向中國朝貢的其他小國構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疆界與其說是政治和領土的分界線,不如說是文化差異的分水嶺。中國文化的輻射圈涵蓋整個東亞。美國政治學家白魯恂(LucianPye)有一句名言:近代中國依然是"一個自詡為民族國家的文明社會"。

     

    支撐傳統中國這一世界秩序的妄自尊大的觀念一直延續到近代。遲至1863年,中國的皇帝(他本人即是200年前征服了中國的“異族”——滿族王族的一員)致函林肯,告之中國致力于保持與美國的友好關系。他在信函中自高自大地稱:“朕承天命,撫有四海,視中國和異邦同為一家,彼此無異也。”發此函時,中國已經輸掉了與西方列強的兩場戰爭-西方列強正忙于在中國領土上劃分勢力范圍。這位中國皇帝似乎認為,這些災難與其他野蠻人的入侵沒有二致,最終也會敗給中國人的堅韌不拔和優越的文化。

     

    縱觀歷史長河,中國人的這種觀點并非臆想。漢族人代代向外擴展疆界,從最初起源的黃河流域逐漸將四鄰吸引過來,形成一批不同程度上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社會。中國的科學技術成就不遜于西歐諸國、印度和阿拉伯各國,而且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不僅在人口和疆土上遠遠超過歐洲諸國,而且直到產業革命前,仍遠比它們富饒。一套運河體系把江河與人口中心連接起來。數百年來,中國一直是世界上生產率最高的經濟體和人口最密集的貿易地區。由于中國基本上自給自足,其他地區對它的遼闊和富饒只有粗淺的了解。過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國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過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直至1820年,中國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過了西歐、東歐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

     

    中國的活力和繁華令近代初期接觸過中國的西方觀察家瞠目。法國傳教士、著名漢學家杜赫德在1736年撰寫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去過中國的西方人的驚愕:

     

    各省地方特產豐饒,加之假河道及運河運載貨物之便利,帝國的國內貿易總是一派繁榮……中國內地貿易量之大,即使把全歐洲的貿易加在一起,也難與之相比。各省猶如諸多邦國,彼此互通有無。

     

    30年后,法國政治經濟學家弗朗索瓦·魁奈寫道:

     

    毋庸置疑,這是世界上已知的最美麗、人口最密集、最繁華的王國。中華帝國不亞于一個統一在同一王朝之下的歐洲。

     

    中國與外國人通商,偶爾也會采納國外的思想和技術。但中國人一般認為,無論奇珍異寶還是知識學問,中國都應有盡有。由于各國渴望與中國通商,中國的精英階層不把通商看做是普通的經濟交換,而稱之為"朝貢",以示他國承認中國的至尊地位。這種觀點并非盡是妄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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